核心提示:市场需求与政策红利的契合,社会资本与教育人才的汇聚,将促进市场资源配置与教育事业发展两者的动态平衡,中国将出现多所能参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市场竞争,肩负培养实现民族复兴使命学子的全新国际高中。
马成,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副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先后在公办中学、民办教育投资公司及国际学校管理公司任职,参与过多所国际学校筹建和创办,是一位积极活跃的中国学校教育创新的行动者。 |
近几年,国际高中已成为众多初中毕业生和家长们的优先选择。受市场驱动,国际高中的学费也水涨船高,从每年几万、十几万,到二三十万不等——您还别嫌贵,只要学校办学质量尚可,就不缺生源,甚至不缺好生源。
据不完全统计,稍有规模的国际高中(以每年级毕业生人数在30人以上为标准)在全国约有350家,如果算上那些聘上两三个外教就开门招生的,全国的国际高中总数近千家。
可现实情况是,合法依规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高中执照,全国也就六七家,其中有四五家还是在2003年条例刚刚颁布法规执行不完善时,一些有商业头脑的先行者通过在海外设立公司再回国与自己控制的学校“假合作、真执照”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上,各省市在政策执行上差异很大,京沪两地稍属规范,但在政策执行上也有大开大合的问题。全国范围看,江南某省采取的是“不需要审批”的态度,华南某省采取的“不接受审批”的方式……不能得到满足的市场需求,驱动各种模式的国际班、国际部、国际学校层出;但合法依规举办的国际高中事实上数量很有限。于是,这一市场成为勇敢远见的先行者和底限较低的投机者的乐园,甚至一些业界知名的办学水平很高的国际高中也存在着办学执照和学籍上的瑕疵。
没有稳固的法律地位和制度保障,大部分国际高中很难积累和发展。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遵循着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演变规律。政策约限应当有,但执行层面的不规范和不稳定造成国际高中市场屡次洗牌,国内所谓国际高中的现状总是“小、散、乱、差”,让众多有教育理想的人痛心。
中国人自古重视教育。如今,家长们为了孩子能接受优质教育,甚至不远万里送孩子到国外读书。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统计,在2005-2006学年,中国在美就读私立高中的人数仅为65人,而到2012-2013学年,中国在美就读私立高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3795人。出国到美加澳新读高中的总人数可能比国内各类国际高中的在校生总人数还多,这是惊人的井喷式增长。
若只看这些数字,可能会产生一种人们对中国教育失望选择国外教育的印象,但仔细想想,这其中的很多孩子,其实是因为在国内上重点高中和国际高中无望才选择出国。我们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把国内这些国际高中的课程换成中国国家课程,但仍然保持同样的薪酬标准和用人机制聘请国内外优秀教师,保持小班化、选择性、自主发展的办学模式,可能家长们仍然会愿意付出同样的学费争相把孩子送来就读。
其实,中国教育市场的驱动力并不是对国外教育的追捧和向往,而是社会大众对高水平的优质教育的渴求。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基本都集中于传统的名校。事实上,当前那些办学质量好、有规模的国际高中,绝大部分与公办名校有着很深的渊源,甚至就是国内著名高中的一部分。
但为了教育公平,很多地方已开始限制或停止审批公办高中的中外合作项目。如北京市已明确2014年起不再审批新的公办高中中外合作项目。这一规定正确且十分必要,但现实是,如果公办名校“退出”这一市场,可能会让中国国际高中的质量更加令人担心。另外,若没有“国际课程”执照,那些公办优质高中也就不能获得市场定价学费的收费许可,自然也就没有机制和能力进行选择性录取和优质资源配置,也就无法提供社会大众所需要的选择性优质教育服务。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两难问题。
理想状态下,高收费的中国国内课程高中和国际课程高中应当在质量和数量动态平衡,但受政策约限,能让家长心甘情愿掏出美国私立中学的学费标准(约每年二三十万元人民币)教学中国课程的高中何时能出现还是未知,这是学校品类多样性上的不平衡。
由于受我国的户籍、学籍制度的限制,以及学校行政主管部门的属地限制和市场保护,国内所谓的国际高中招生范围或主动或被动地局限在其所在市区县,而且大城市还有愈加严格限制外地学生就读的趋势。实际上,学生背景的多样性本身就是优质教育的重要构成条件,美国的优质私立高中,其学生往往来自全美约二十个州,甚至全世界很多国家。如果说美国一流高中是世界性的,那么我们的国际高中大多也就是区县级的。
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教育人才集中。京沪、京广高铁对二三线城市的交通体系连接,首都新机场与国产大飞机项目的建设,为全国各地家长们把孩子们送到特大城市的优质高中读书提供了便利。就像美国铁路系统建成后促生沿线城市出现了一大批全国性著名私立学校,如果以市场规律发展,未来京沪等特大城市必然能出现能与美国私立高中办学品质匹敌、收费标准相同的优质学校。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等一等政策,期盼何时能改变国际高中办学执照按省市等比例分配的思路,实现全国性国际教育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
希望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层面已有融冰般的细微变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让处于市场驱动和政策约限夹缝中摇摆式生存的国际高中发展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014年10月2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重点推进六大领域消费,其中第5条是“提升教育文体消费,完善民办学校收费政策,扩大中外合作办学”。2015年1月7日,李克强总理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一揽子修改的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明确了将“对民办学校实现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这是改革前行的信号和方向。
教育行业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中国留学生每年在国外的学费和消费据估计已达1500亿至2000亿元,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从促进国内消费角度看,应引导更多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在国内接受国际水准的高中教育。如此,国内将很快出现若干十亿收入级、数十亿收入级的教育集团。
市场需求与政策红利的契合,社会资本与教育人才的汇聚,将促进市场资源配置与教育事业发展两者的动态平衡,中国将出现多所能参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市场竞争,肩负培养实现民族复兴使命学子的全新国际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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