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知兴：从创新到创心
大家好，我讲的内容副标题是“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主标题是“从创新到创心”，比较人文，比较“深沉”，甚至有点沉痛，是方法、技术和工具背后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不是know-how，是know-why，我尽量把关键点给大家讲清楚，背后的内容没有办法展开，大家回去可以找我写的书、写的论文。
中国人创新为什么这么难？
中国企业的山寨能力在世界上都是传奇，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给大家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左边是肯德基，右边是什么？第二个例子，左边是丰田卡罗娜，右边是什么？这款车到现在为止还是该公司卖得最好的一款车。为什么卖得好，因为长得跟卡罗娜一模一样，不仅长得一模一样，里面也一模一样，你如果加500块钱，4S店可以把车标也给你换过来；这个体育用品公司叫乔丹，Michael Jordan过来打官司，他们说，我一个中国大爷，信乔名丹，不行吗？这个是我们伟大的“雷布斯”；全中国像美国国会山的这种楼至少有三五十处，而且品质非常低劣，没法细看；这个Adidas山寨得不太理想；这个山寨谁了？李小龙，人家也有话说，我南方人长得都这样，凭什么说我山寨？你有没有山寨，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我写了一本书《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创新这么难。经济学的角度，产权非常重要，必须保护好大家创新的结果，保护好知识产权。政治学的角度，自由很重要，没有自由去谈什么创新呢？如果你去看美国各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排行，发现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竟然和这个城市的同性恋人口的比例成正比。大家听了大吃一惊，我们要搞创新，先去当同性恋吗？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你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容忍同性恋的存在，就能够接受创新的存在。社会学角度，信任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关系，创新是谈不上的。我们中国古代靠什么信任？靠血缘、地缘，现在必须得有别的方式让大家建立信任关系。所以我们强调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如果没有这个信任的话，你的合作圈、信息交流圈太小，不太容易真正做到创新。个体的角度也非常重要，越穷的国家越讲集体主义，越讲集体主义的国家越穷，所以一个国家不尊重个体就谈不上创新。分析的角度，没有办法展开讲。中国人看问题，喜欢讲整体，看宏观，看背景，动不动上来就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实际上这个思维习惯对创新是一个障碍。宗教学的角度，没有信仰支持下的高度的自我意识，就不会有人类面对无穷宇宙，探索大千世界的万丈雄心和怡然自得，就不会有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在企业里面，信仰就是价值观的重要性。英文讲，Culture eats strategy for breakfast，价值观和文化在企业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每个维度展开，都是三五个小时的讲座，这里只是提一下，迅速归结到怎么做创新。
建构式创新的玩法
怎么做创新？先说纵坐标，纵坐标是创新的领域：产品和技术层面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组织与管理层面的创新；横坐标是三种不同级别的创新：渐进式创新，建构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左边的渐进式创新大家多多少少比较熟悉；右面是激进式创新，迄今为止，整个东亚都还没有激进式创新，包括日本、台湾都没有，中国人怎么可能呢？这个暂时不要想。所以，最近“颠覆式创新”讲得很多，其实就是一阵喧嚣，很快就会过去。归根到底，还是中国人的老毛病：浮躁，喜欢找捷径、找偏方、找秘诀，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从此一劳永逸。没有这种事，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种事。
所以，左边好像不太新奇，右边难度比较大，真正有可操作性的在哪里？是中间的建构式创新，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其实就是跨界、混搭、穿越，这些就是建构式创新，这个比较有操作性。大家知道，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家族，多半人听说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的全盛时期，相当于清王朝那段时间；美第奇家族，是明王朝那个阶段最伟大的家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是靠暴力，而是靠商业获得执政权的家族。这个家族把全欧洲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建筑师邀请到佛罗伦萨，产生了化学反应，开创了伟大的文艺复兴。
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花了十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书《继承与叛逆》，分析现代科学为什么起源于西方，最后归纳了九个字：“多元性、异质性、断裂性”。就这么简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一个巨大的地理范围内，由于强权政治的存在，大家朝某一个方向去，形成思维的一致性、统一性、单一性，所以不可能创新。最典型的是以色列，只有两万平方公里，但是从死海到加利利海，到赫蒙山，从世界上最低的海拔到两三千米的雪山，有这么多不同的地貌、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产品，所以容易产生各种不同的组合。
我的博士班老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大拿Ronald Burt写了一本《结构洞》，独步全球。他研究的就是，你如果能够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圈子连接起来，你就能够创新，这是创新最核心的点。所以，你要想一想，如果你的微信朋友圈，A朋友发一条分享，下面全部是各种各样的评论，都会显示出来，那就说明：你只有一个圈子，你的社会网络不值钱，因为你谈不上连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不同的idea。
一般人都羡慕乔布斯的成功，但如果没有乔布斯的构建结构的能力，你很难仰望他这种级别的成功。乔布斯为什么能够在科学和人文的十字路口站得那么稳，有很深的历史、文化、社会的背景。大家知道，乔布斯同时是一个文青，又是一个技青。一方面是嬉皮，喜欢文艺，喜欢摇滚乐；另外一方面又是极客，喜欢玩各种电子设备。为什么乔布斯同时可以做文青和技青呢？道理很简单，他成长的湾区一带，一方面有斯坦佛、有硅谷，有高科技的血脉；另一方面，又有伯克利，有旧金山，西方嬉皮运动的起源地，有人文的血脉，所以他才能够在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打通。
再举个几个例子，熊猫是中国的，功夫是中国的，但是《功夫熊猫》不是中国的，是美国人打造的，仔细看这个熊猫的眼睛是绿色的，就是这个原因。中国90年代以来的建筑都没有办法看，基本上建筑垃圾，反倒是民国的老建筑很有味道，为什么民国的老建筑有味道？因为民国的建筑师有拿来主义的勇气，能够把东西方建筑元素有机组合起来。包括四川的宽窄巷子，我一会儿会稍微展开讲一下，在创新这个问题上特殊的“四川现象”，或者“四川人现象”。
没有自我，就没有创新
为什么中国人很难去扮演这个结构洞的角色、桥梁的角色？因为中国人必须在一个圈子里才能生存下来，必须靠关系、靠圈子、靠人情。你没有自己的关系网，没有自己的人情网，没有自己的圈子，你就基本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你不大可能扮演这个结构洞的角色。结构洞位置上的这个人，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快的信息、更不同的信息，在同一个圈子里面，你是不大可能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越讲集体主义的国家越穷，越穷的国家越讲集体主义。如果没有尊重个体的文化，你这个国家根本谈不上创新。奥运的时候，特奥会的英文口号很清楚：“I know I can（我知道我行）”，你看中文口号变成了什么了？“你行我也行”！这是一回事吗？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骨子里重视别人对你的看法。你骨子里重视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就不可能创新。第二个例子，奥运的时候，大家知道，歌明明是左边这个小朋友唱的，我们地官员说，这个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就把另外一个小姑娘换上去对嘴型，这个是典型的不尊重个体的文化，这种文化下是不可能有创新的。搞团体操，中国只能排第二，北朝鲜比我们更厉害，绝对天下第一，但是这个国家也绝对与创新无缘。
所以，找不到自我，你是绝对不要谈什么创新的。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曾经说过，“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它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期望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
老外说得好，我们老中说得更好。“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说，你养的鸡呀狗呀丢了，你知道去寻找，但如果你的本心丢了，你是不知道去寻找的，学问之道，求其放心。王阳明说得更好：“人人自有定盘针，百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我们的造字的祖先非常伟大，什么叫“悟”，左边一个“心”，右边一个“吾”，找到了“吾心”，找到你的本心、初心、发心，你就“悟”了。
中国企业界的“四川现象”
刚才我提了一下，中国企业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四川现象”，我讲的“四川”当然是大四川，包括重庆，甚至包括汉中。大家知道，中国文化的重心原来是在黄河流域，后来随着东晋、南宋“衣冠南渡”，慢慢变到了长江流域。但是有人说，再往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从长三角、长江下游地区慢慢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转到那儿？转到湖南、四川一代去了。为什么中国文化的重心跑到湖南、四川去了？因为沿海的中国人在1840年以后，被外国人打蒙了，打得北都找不着了，所以反倒是在内地维持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所以，重庆这个地方不得了，不是因为《商界》（注：本次论坛的主办方）是重庆的杂志，我才这么说。重庆出了牟其中，出了唐万新，还出了任正非。我敢在课堂里当正面案例讲的很多企业都跟四川有关系：华为跟四川有关系，海底捞跟四川有关系，龙湖跟四川有关系。第一代首富刘永好是四川人，现在首富王健林也是四川人。因为他们有自我，他们找到了自我，他们有文化自信心，所以才有这种魄力。
政治上，毛泽东到邓小平；文艺上，从四川画派，到成都诗歌，从超级女声，到“TFBoys”,跟这种文化自信心都有关系；建筑上，体现为宽窄巷子、成都的洲际酒店、环球中心的设计，都非常有气魄。
全球化创新的路径
现在打开国门了，怎么利用新时代给你带来的平台，去在全球范围之内创新，这是个很大的话题。西方文化非常多元，这里就不多讲了，这是著名的牛津大学社会学家Richard Whitley对五种经济组织方式的一个分析；这是另外一个理论模型，英美经济体系和欧陆的经济体系不一样，一个注重劳动保护，一个注重股票市场的发展；所以德国人机械、汽车就强，美国人电子和信息科学就强，它背后是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哲学逻辑的，不是说碰巧他就善于做汽车，碰巧他就善于做电子。所以我们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内，要善于调遣知识，什么知识难调遣呢，就让这个地方做庄，想办法让好调遣的知识调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进行有机的组合。
这里我举几个我熟悉的企业的例子。一个是慕思，老板可能不懂英文，但是不影响他在全世界进行混搭、组合；另外一个企业是海琛，他们趁着日本有一个箱包品牌爱可乐要出售，花几百万美金买过来，现在不知道挣了多少个几百万了；第三个是宁波华翔，利用经济危机，在德国买了好几家汽车零部件企业，非常合算。
在中国做企业非常头疼，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中国是轴承出口大国，一年出口多少多少个轴承，平均每个轴承可能不到10块钱；中国同时是一个轴承进口大国，一个拳头大的轴承，可能要你一百多万。为什么差别这么大？道理很简单，你的基础工业不行，你的材料技术不行，那种耐腐蚀、耐高压、耐各种极端条件的合金材料，是人家几十年、上百年，几十个、上百个工程师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出来的配方，人家不会给你的，像加胡椒面一样往合金里加的成分，稀土，也是你中国生产的，但你就是做不出来。以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怎么办？你可以趁这种德国的中小家族企业资金链、人才链吃紧的时候，把这个企业买到手。所以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好处，大家要把握住。
国际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产品的国际化；第二个阶段是经营的国际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组合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品牌；第三个阶段是管理的国际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组合最好的“制度”，利用好人家的制度环境。
这个说起来也很辛酸，阿里巴巴这么好的公司，凭什么在国外上市了，在美国上市了。大家知道，我们一般公司餐厅管理、清洁卫生这种工作我们外包，中国是把最丰厚、最甜美的工作外包给西方了，什么工作？上市！因为你没有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这样的工作就做不来。没有办法，你的制度环境不行，就只有利用好人家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调配最好的资源。
再举个例子，中国现在稍微能干的高管，50万、60万，人家都嫌少，不来，来了之后也往往腻腻歪歪，不好好干活。但是现在你如果出50、60万的价格，日本、台湾退休的工程师，法国、西班牙的年轻设计师，兢兢业业，活干得比谁都好。他们成长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敬业的精神。这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好制度环境的一个例子。
我讲的东西看起来离钱很远，但是你真要听懂了，你发现离钱最近。千万不要追逐那些时髦的东西，忘了自我。这才是本质，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天花乱坠的东西。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来源：领教工坊 文：肖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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